１９２０年８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后马上着手建团工作，并指派当时只有２１岁的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出面，同张太雷、袁振英等８位青年一起，于８月２２日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底，毛泽东在长沙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前后，北京、武汉、广州、济南、武昌等地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１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人，在旅欧青年学生和华工中建立了"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当然，由于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成分复杂，对同一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或意见往往不能一致，常常彼此互相冲突，于１９２１年５月，宣告了暂时解散。同年，张椿年从俄国回来，他受国际少年共产党的命令，要在中国组建少年共产党。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于１９２１年１１月正式恢复，首先恢复的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全国就有八个省，十七个地方建立了团的组织（它们分别是：上海、北京、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武昌、长沙、杭州、安庆、广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庆），全国团员总数达五千多人。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少共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１９２２年５月５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天正好是马克思诞辰１０４周年纪念日，表明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革命青年组织，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邓中夏、张太雷、蔡和森等２５人，还有２名外国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期共６天，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青年工人农民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议决案》、《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大会选出了高君宇、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等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被推选为书记。
这次代表大会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真正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组织。

团的二大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就积极投入了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罢工斗争达100多次，参加罢工人数有30多万，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在这次高潮中，团员们积极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在青年工人中进行宣传教育，扩大对工人群众的政治影响；注意在青年工人中吸收团员，建立团的组织；协助党组织恢复各地被封闭的工会，促进工会组织的巩固。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请求全国各界和各团体援助上海浦东纺织工人书》就反映了当时青年团开展工作的情况："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青年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就是青年工人的先锋；所以他的任务特别是为少年工人的利益而奋斗，······这次上海浦东日华纱厂的罢工,他是要用死力帮助的······"。由此，青年团在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中的影响与作用逐渐扩大，团的组织得到了发展与壮大，到了1923年8月，全国已有16个省，30多个地方建立了团的组织，全国团员总数达6000多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总结青年团成立一年来工作的"经验"与"教训"，贯彻落实党的"三大"决议，已经是势在必然了。
1923年8月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邓中夏、瞿秋白、林育南、恽代英、李求实等30多人。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报告决议案》、《青年工人运动决议案》、《学生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修正章程》等12个决议与报告，这次代表大会在团的历史上有二点突出的功绩：第一、大会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的问题，特别是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经过讨论，大会完全拥护党的"三大"的决议，决定青年团员也可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第二，奠定了青年团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前，青年团主要的精力投在学生运动上面，团内青年学生的比例过高，而青年工人、农民人数很少。
在团的二大上，通过了关于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青年妇女运动、教育及宣传等一系列决议案，加强青年工人、青年农民的工作，扩大了青年团的基础，标志着青年团真正走向成熟。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团中央执委会，刘仁静任书记。
在团的二大通过的《教育及宣传决议案》中，还特别明确指出："教育工作是本团根本工作之一，以共产主义的原则和国民革命理论教育青年工人、农民、学生群众是本团最大的责任。"据此，团中央于1924年10月20日出版了《中国青年》周刊。

团的三大
为了贯彻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四大"的精神，动员全团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同年1月26日到30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十八人，他们是何恐（武汉）、彭述之（长沙）、涂正楚（安源）、刘尔崧（广州）、郑页川（香港）、曾弘毅（南昌）、江清源（上海）、华林（杭州）、谢传茂（宁波）、刘重民（南京）、李耘生（济南）、孙秀峰（青岛）、黄日葵（北京）、梁鹏云（唐山）、×汉青（××）、黄勋（××）、刘伯庄（旅欧）、任弼时（旅苏），代表团员2400余人。
这次大会根据党的"四大"决议和对青年运动的指示精神，总结了青年团自"二大"至"三大"十七个月来的工作，通过了以下各项决议案：《关于C、P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决议案》、《关于托洛茨基主张决议案》、《关于少年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的决议案》、《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的决议案》、《宣传及煽动决议案》、《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及军阀战争决议案》、《反基督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本团教育及训练决议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大会告世界青年无产阶级及告被压迫民族青年书》、《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修正章程》、《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这次大会很注意领导青年徒工进行经济斗争的问题，决定要为青年工人争取与成年工人同等的待遇。
在《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决议案》中指出："中国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是青年产业工人阶级斗争的前锋，并应是一般被压迫青年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为此决议案规定了进行青年工人、农民、学生、妇女运动的方针和具体方法，指出在当前最重要的是"怎样使我们的宣传能达到工人的群众中"，在青年农民中"做广大的宣传"，"领导学生运动及引导学生来帮助青年工农运动，注意吸引女团员和重视青年妇女运动。在宣传工作上，大会指出必须宣传国民革命和开展群众文化教育运动，努力向劳动青年进行马列主义宣传，并规定每一个团员都要进行这项工作。
在教育训练工作上，大会提出了四个口号："学习马列主义"、"严守团体纪律"、"参加实际工作"、"获得青年群众"。
在组织工作上，大会强调了团的民主集中制，确定了大量吸收劳动青年的方针。
在大会通过的新团章中，对青年的入团年龄作了修改，把十五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改为十四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
特别重要的是这次大会决定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第二国际领导下的反动青年组织的名称，它在欧洲成了无产阶级的叛徒。中国开始之所以使用这一名称，是为了避免许多人对共产主义还有误会的缘故。但是，这个问题到了1925年已经不存在了。即使不叫共产主义青年团，人们也都知道他们是共产主义者。所以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郑重地宣称："我们决议不再沿用以前那种不甚恰当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我们相信为要促成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引导中国的青年认识而且信赖无产阶级的力量，所以我们用不着隐讳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所最恐怖的名辞，我们正应当很勇敢提示我们共产主义者真面目，让他们在我们的面前发抖。"
在这次团的"三大"上，张太雷、恽代英、贺昌、张秋人、任弼时、刘尔崧、夏曦、涂正楚、刘伯庄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张伯简、林育南、李逸、陈乔年、刘昌群等为候补委员。张太雷同志任总书记，任弼时同志任组织部主任，恽代英同志任宣传部主任，贺昌任工农部主任，张秋人任非基督教部主任，由他们五人组成中央局。张太雷因党的工作需要，后来由任弼时担任团中央书记。
"三大"之后，1925年5月30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号召全国青年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在这期间团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25年9月，团员就达到了9000人以上，向党输送了3000名以上超过二十三岁的团员入党。在"五卅"运动之后，共青团积极开展了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以《中国青年》为主要阵地，对国家主义派的反革命谬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同时，共青团也协助党对戴季陶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经过斗争，大大地阻止了戴季陶主义腐蚀青年斗志，争夺对青年运动的领导的企图，从思想上团结了青年群众。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共青团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决定动员全国青年群众，一致参加北伐战争。共青团员在战斗中前赴后继，英勇善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团的"四大"前后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制造了白色恐怖，使党团组织受到很大的摧残，全国除了武汉革命政府所辖地区（江西、湖南、湖北），共青团和童子团仍有相当发展（湖南团员七千，童子团三万；湖北团员一万三千，童子团四万）外，其它地区共青团组织都大大地削弱了。如上海的团员由八千降到三千，广州的团员由六千多人剩下三千多人。在革命形势非常紧急的情况下，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遭到了批评，但大会却没有提出切合实际情况的办法，陈独秀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致使革命进一步遭受损失。同年5月10日至16日，共青团在武汉召开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大（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60多人，代表了五万团员。这次大会规定了今后团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是领导工农青年群众参加争取革命领导权斗争；反对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资产阶级；发展农村土地革命；建立工农自卫武装；领导工农青年进行改良生活待遇以及反抗压迫的政治和经济的斗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之下，为全部被压迫青年之解放而奋斗。大会还进一步明确了青年团的性质和任务。大会指明学生运动今后的主要方针，应是"到群众中去"--到农村去！到军队中去！大会选出了任弼时、李求实、杨善南、卓恺泽等组成新的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弼时同志继续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共青团"四大"以后，为了维护党的正确主张，继续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进行斗争，以任弼时为首的团中央，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团中央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一再提出过反对意见，主要有三点：首先，在对待农民土地革命问题上，团中央积极拥护直接领导农民没收地主的主张，反对陈独秀由国共两党组织委员会，讨论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并由国民政府颁布法令，由上而下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第二，在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团中央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处处让步的投降主义政策。第三，武装工农问题。团中央认为工农是党的组织基础，军队又主要由工农分子组成，所以我们应当在工农和军队中发展组织力量，团中央竭力赞同党要去掌握军队，并在军队中建立党团组织。以上意见，团中央曾两次提交党中央讨论，但都遭到了陈独秀等的反对和拒绝。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失败后，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团中央任弼时、杨善南和陆定一等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的计划，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在"八七"会议后，8月12日团中央召开了在武汉的全体中央委员会议。会议认为今后团的中心任务，就是积极协助党，把湘、鄂、赣、粤四省的秋收起义搞好，会后共青团便动员广大团员、青年参加了秋收起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团的"五大"前后
1928年7月，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接着，共青团也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二大（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同意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和分析，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目前革命的任务不是进攻，不是普遍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因此大会认为，共青团的基本任务应该是为争取团结更广大的劳动青年在党的周围，为进一步发动他们积极参加工农革命斗争，帮助党准备群众武装起义，推翻现存的国民党政权，为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而斗争。
大会最后选出了关向应、李求实、华少峰、李子芬等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关向应同志为团中央书记、华少峰为宣传部长，李子芬为组织部长。
不久，由于执行李立三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团内先锋主义第二党倾向又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共青团越来越脱离群众，成为一个狭小的组织。
蒋介石在1930年到1932年6月，连续组织了四次对红军与根据地的围攻。在这四次围攻期间，共青团员动员了广大团员青年、少年先锋队员，积极参加了保护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发起了"共产青年团礼拜六"义务劳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加紧了侵略。为了适应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团结各界青年抗日，党中央在1935年11月1日发布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改造共青团，把这个先进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改造成为广大青年群众的抗日救国组织。为此，党中央作出了如下的决定：
（1）取消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共青团组织；
（2）大批吸收过去的团员入党；
（3）彻底改变工作方式，抛弃一切"第二党"和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
根据党中央决定，共青团中央在1935年12月10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同胞宣言》，在宣言中说："我们恳切地声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但愿意与任何抗日救国的组织合作，与一切爱国同胞实行亲密团结，共同奋斗！而且愿意把我们的组织开放起来，欢迎一切赞成抗日救国的青年加入我们的抗日救国青年团。换句话说，以前加入我们共青团的人一定要相信共产主义的，现在我们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变为抗日救国青年团以后，一切爱国青年，相信共产主义的也好，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也好，只要愿意抗日救国的，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抗日救国青年团。"

团的"六大"前后
　　共青团改造后，在根据地、在边区，主要有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青年组织，主要是青救会。
1937年4月12日至17日，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在延安召开了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大会根据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通过了一个《关于救亡运动任务的决议案》，提出了《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制定了《中华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简章》草案，确定青年救国会的中心任务，是一切为着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而奋斗。大会选出55位执委，18日召开第一次执委会，选举冯文彬（主任）、白治民、高朗山、刘秀梅、黄庆熙、徐克仁、李瑞山为常委，胡耀邦、刘而元为候补常委。
　　为了推动全国青年运动的发展，把一切抗日青年更好地组织起来，1938年10月10日至11月21日，西北青救会在延安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朱德、王明、陈云、林伯渠、徐特立等中央和边区的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并分别讲了话。大会决定，成立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作为全国青年抗日救国领导机关，并选出以冯文彬为主任的执委55人，正式常委7人，候补常委4人。
　　1937年10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党的领导下，创办了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青训班创办时在陕西三原县斗口镇，以后迁到安吴堡，所以通称安吴青训班。它先后培养了1万多名青年干部，奔赴抗日斗争的各条战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1939年五四青年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各界青年庆祝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在讲演中，毛泽东同志发展了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肯定了中国青年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了中国革命和五四以来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为中国青年运动指出了胜利前进的方向。
　　1935年底，党中央决定改造青年团以后，团的组织中断了10年左右，青年工作日趋消沉。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1946年10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开始了试建青年团的工作。
1946年8月26日，任弼时主持讨论建团问题。
1946年9月13日，由任弼时主持、中共中央第二次讨论建团问题。除毛泽东、刘少奇外，在延安的所有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认为，要建立青年团，但要先经过试点。
1946年9月，中共中央枣园会议后，中共中央青委同陕甘宁边区青联一起研究制订了《在陕甘宁试办青年团的计划》，在延安、绥德、米脂三县进行建团试点，中央青委在延安的冯庄、丰足火柴厂、延安行知中学首先试建青年团。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延安建团试点获得了成功，打破了青救会后期的涣散和沉闷状态，受到了广大青年特别是积极分子的欢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证明建立青年团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从而进一步坚定了中共中央的建团决心。
1946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民主共青团的提议》。按照《提议》的要求，解放区中共各中央局、各分局陆续择地试建青年团。
青年团试建后，解放区的青年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青年团在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及在工厂、农村、学校各方面的工作中起了先锋作用和核心作用，涌现出许多优秀团员，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普遍建立，为全国青年的大团结创造了条件。
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吹响了在全国普遍建团的号角。决议吸收了各解放区试建青年团的经验，明确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建团方针和步骤。建团决议颁布后，各地党委即行召开专门会议，制订具体工作计划，选派和训练得力干部，成立团的筹备委员会，普遍建立团的基层组织，大量发展团员。
1949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领导的全国青年团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
1949年4月11日至18日，在北平举行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团的"六大"）。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364人，代表19万青年团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毛泽东为大会亲笔题词并接见了到会代表。朱德、周恩来先后到会讲话。4月12日，冯文彬同志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任务与工作》为题，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最后，大会通过了青年团的工作纲领和团章，通过了团的任务与工作报告等决议。选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届委员会，任弼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冯文彬为团中央书记，廖承志、蒋南翔为副书记。大会决议，以《中国青年》杂志为团中央机关刊物，来组织广大青年学习、指导团的工作；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校为中央团校，来训练大批青年团的工作干部。
在"一大"召开前后，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分别于同年的3月、5月召开。并且分别成立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

团的"七大"前后
　团的"六大"之后，在中共的领导支持下，各地积极贯彻青年团"一大"精神，把建立和发展团的组织作为重要工作来抓。1950年3月，青年团中央及时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总结了青年团"一大"以来团的组织发展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今后要"正确地发展团的组织"，既反对形式主义，也反对关门主义，要将发展工作和巩固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毛泽东为会议书写了"巩固地向前发展"的题词，后来，青年团"二大"正式把"巩固地向前发展"作为团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到1952年底，全国团员发展到850万人，占全国青年总数的7%强。　　　　　　　　　　　　　　　　　　　　
　　1952年8月25日至9月4日，青年团举行一届三中全会。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青年团如何工作的问题。会议改选了团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廖承志、蒋南翔、李昌、荣高棠、宋一平、刘导生、罗毅、许世平等9人被选为书记处书记，区棠亮等5人被选为候补书记。 建团4年来，青年团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有了900万青年团员，他们分布在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在解放战争、民主改革、剿匪镇反、抗美援朝以及工农业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运动中，从事着英勇的斗争，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已经成为吸引全国青年的、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光辉的战斗旗帜，成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支重要突击力量。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团的"七大"）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953年6月23日至7月2日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795人，代表着38万个基层组织的900万团员。大会讨论通过了胡耀邦代表团中央委员会作的《团结全国青年在建设伟大祖国的行列中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修改团章的报告》，修改了团的章程。新团章将新的历史时期党交给青年团的任务列入了总则，并明确规定了团在党领导下进行全部工作。新团章中，取消了关于候补期的规定，增加了"关于中国少年先锋队"一章。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胡耀邦、廖承志、刘导生、罗毅、王宗愧、荣高棠、章泽、胡克实在中央委员会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同志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在青年团"二大"期间，毛泽东接见了大会主席团，发表了《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的重要讲话，解答了党如何领导青年团，特别是青年团如何工作的问题。第一，指出了青年团的工作方针。第二，提出"三好"作为青年团工作的方向。第三，指出青年团工作的一些基本方法。在闭幕式上，朱德到会作了重要指示，勉励青年团员努力学习，精通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运动规律，掌握丰富的科学知识，并强调指出：青年团如果不积极地组织和领导自己的成员进行学习，使团员们在学习中不断地进步，它就不可能成为党在革命事业中的很好的助手。　　　　　　　　　　　　　　　　　　
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文件根据毛泽东在青年团"二大"上的讲话精神，就党如何领导青年团做了重要指示。《指示》阐明了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重要意义及如何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并提出各级党委在领导青年团时应特别注意掌握的四点要求。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全面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动员大批青年参加国家建设，团中央提出"把青春献给祖国"、"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得到一代青年的热烈响应。1955年2月，胡耀邦在青年团北京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青年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建设边疆。7月，团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的一些意见》，提出了"动员一部分城市中未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工作。"广大青年热烈响应号召，迅速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垦荒热潮。到1956年9月，仅一年多时间，青年团就协助政府组织了近20余万人参加垦荒事业。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1月，胡耀邦号召浙江省温州市青年组成志愿垦荒队，开发建设大陈岛。仅在一星期内，来自温州市各学校的青年就组成260人的青年志愿垦荒队，登上了大陈岛。团中央向他们赠送了绣有"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的红旗和贺信。垦荒队到大陈岛后，十五六岁的姑娘喂猪养兔，小伙子们上山开荒，下海捕鱼。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胡耀邦两次约见垦荒队的代表，两次写信鼓励他们为建设大陈岛贡献力量。